（原標題： 廣州記賬報稅：財稅體制改革信號頻出）

　　廣州記賬報稅公司了解到， 新一輪財稅改革，不僅僅囿于“營改增”，房產稅、資源稅、個稅，甚至紅利稅，有的正在操作，漸次論證后有待擴大推廣范圍，有的已“張弓搭箭”。

　　新一輪財稅改革已從多點“揭幕”。作為“重頭戲”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以下簡稱“營改增”)體制改革，直接牽涉中央和地方關系、政府和企業關系，以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與此同時，所謂新一輪財稅改革，不僅僅囿于“營改增”，房產稅、資源稅、個稅，甚至紅利稅，有的正在操作，漸次論證后有待擴大推廣范圍，有的已“張弓搭箭”。

　　營業稅和增值稅是中國現行稅制結構中最為重要的兩個流轉稅稅種，幾乎涵蓋所有行業。2012年全國實現營業稅收入1.6萬億元，占稅收總量的15.6%。當下，增值稅收入由中央地方共享，分配比例為75%∶25%。上述背景和數字觸發，“營改增”的目標是力爭在“十二五”期間全面完成，這是高層于2013年4月10日釋出的信號。

　　誠然高層用“力爭”措辭，但不難理解“營改增”是2015年12月底之前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選項。從這個意義上說，自2013年8月起將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改增”試點在全國范圍內推開，自有其現實意蘊，即從自然壟斷產業破題。與此同時，“營改增”將擴大行業試點，擇機納入鐵路運輸和郵電通信等行業，也將不失時機地提振這類產業。借此引申，不妨把增值稅、營業稅“打包”理解為一個中央、地方共享稅，不管現在有沒有納入“營改增”，把這兩個稅種的稅收收入捆在一起，加總后測算什么樣的分成比例比較合適，亟待出臺政策細則。

　　溯往，1993年12月，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條例》，并于1994年1月1日起與匯率并軌改革同步推出。經年累月，增值稅改革促進了產品在上下游、跨行業及國際貿易中的平等競爭和價格形成機制建設，使產品價格和稅收體系得以優化。緊接著，1994年的稅制改革表現為：廣泛推行增值稅;企業所得稅不必再搞差別化，即所有類型的企業(后來也包括金融企業)統一所得稅率;在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之間重新安排財力并改進財權、事權的匹配，此即分稅制改革。此舉導致了中央和地方事權和財權的不匹配，地方財力收入難以支撐經濟社會發展。因此近幾年一些地方政府收入愈來愈依賴土地財政，看似光鮮，實則前景難見。

　　愛因斯坦曾說，如果他只有一個小時時間用來尋找賴以救命的解決方案，那么他會把前55分鐘用來定義問題出在哪里。只要知道正確的問題是什么，他就可以在五分鐘內解決它。現階段，財稅體制直接或間接延伸到政府職能的各個層面，2013年全國財政預算報告指出，要推進資源稅改革，擴大資源稅從價計征范圍。而當前我國一些基礎資源產品價格并未理順，鑒于礦產資源、土地資源和森林資源構成資源稅的主脈，須逐步提高資源稅和生態補償費等手段，推進基礎資源價格形成機制、稅收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如此并行，主要生產要素配置趨于合理已然可期。不過，將煤炭等資源品目逐步納入從價計征范圍，并適當提高稅負水平，這是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在繼2011年資源稅改革以來首次明確表態把煤炭納入資源稅征收范圍。

　　盡管上述表態顯得破例，但解讀財稅改革的信號，仍然不可忽視官方的言論和行動。2013年3月1日，國務院出臺“國五條”細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對出售自有住房按規定應征收的個人所得稅，通過稅收征管、房屋登記等歷史信息能核實房屋原值的，應依法嚴格按轉讓所得的20%計征。其作為稅收手段，已成為與限購限貸的行政手段同步發力的調控重拳，直接波及房地產制度、預算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領域的整體聯動。

　　問題是，在新“國五條”等相關調控措施之后，不同地區的房地產市場景氣度已受到不同程度影響，未來房地產投資下滑也將拖累投資增速。盡管上海和重慶兩市試點房產稅在先，但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2月出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表述：我國要逐步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細化住房交易差別化稅收政策，加強存量房交易稅收征管。因此，近幾年房產稅在全國實行“統一方案”幾無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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