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環境稅的開征對于環境質量的改善）

　　【導讀】據廣州代理記賬公司了解到，環境稅的開征將有利于環境質量的改善，這就是所謂的第一重紅利，也被稱為“綠色紅利”。

　　環境稅帶來雙重紅利

　　通常人們的生產和消費活動會排放污染物，進而破壞生態環境，產生社會成本。因此，污染物的排放，成為一種具有負外部性的行為。為解決外部性行為造成的資源配置扭曲，提高經濟效率，經濟學家庇古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即通過政府征收從量稅來調節環境資源的負外部性。如果這種稅收的稅率恰好等于排污造成的邊際環境損失，那么就可以將社會性的環境成本內化到生產行為或消費行為之中，通過經濟行為主體成本收益結構的變化，形成有效的減排激勵。上述減排激勵不僅抑制生產或消費行為的發生，直接減少污染物排放，而且也能夠促進研發降低減排成本的環保技術，推動相關領域的技術進步。因此，環境稅的開征將有利于環境質量的改善，這就是所謂的第一重紅利，也被稱為“綠色紅利”(green dividend)。

　　在政府其他稅種與稅率以及政府支出不調整的情況下，單純開征環境稅，顯然會提高經濟主體的成本，使需求減少，產出下降，影響經濟增長。這也是政府對開征環境稅最主要的憂慮之一。但是，如果以開征環境稅作為契機，對包含環境稅在內的稅收體系進行結構性調整，甚至在政府支出方面也作出相應調整，那么環境稅將有可能在改善環境質量的同時，還能進一步發揮增加產出、促進就業、優化分配、調整結構、提高效率的作用，即所謂的第二重紅利，也被稱為“藍色紅利”(blue dividend)。

　　較之“綠色紅利”而言，“藍色紅利”實現的條件與機制更為復雜。促使環境稅能夠發揮雙重紅利的關鍵，在于以開征的環境稅來替代其他稅種中的扭曲性稅收。例如，可以依托開征環境稅所增加的稅收收入，綜合減免企業生產過程中的稅收，避免單方面的成本上升，從而穩定產出。一旦企業在環保技術方面有突破，降低了減排成本，那么還可以增加產出。又如，開征環境稅之后減免勞動稅收，不僅可以降低企業的勞動成本，增加用工需求，而且還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勞動收益，增加勞動供給，進而促進就業增長。再如，利用環境稅收專門減免某些低收入群體的稅負，可以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此外，即使不進行其他領域稅收的調整，單純依靠環境稅收進行節能減排方面的政府投資，也有利于拉動就業與增長，并且在推動環保產業發展的同時，助力于產業結構調整。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工業化不能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需要通過以開征環境稅為核心的結構性稅收調整，力求兼得雙重紅利，實現可持續發展。

　　實現環境稅雙重紅利的國際經驗

　　環境稅已經在OECD國家中被廣泛采用，不僅成為這些國家重要的稅收來源之一，而且在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從采用環境稅的國際經驗來看，實現“綠色紅利”主要依靠對污染物排放和資源使用開征的各種間接稅;而為了實現“藍色紅利”，則經常采用以激勵節能環保為目的的直接稅減免或抵扣，以及一些稅收返還政策。

　　以“綠色紅利”為目標，對污染物排放和資源使用開征的各種間接稅，參考歐盟統計局的分類，主要包括能源稅(energy taxes)、資源稅(resource taxes)、污染稅(pollution taxes)和交通稅(transport taxes)等。

　　能源稅是針對汽油、柴油、天然氣和煤炭等能源產品的使用所征收的稅。能源產品中最主要的是汽油和柴油，OECD的大部分國家都對能源燃料征收增值稅，稅率最高可達25%.但由于允許企業以進項抵扣的方式返還，所以稅負被轉嫁，消費者才是最終的承擔者。許多國家還對車船能源燃料征收消費稅，但對無鉛汽油則給予稅率優惠。資源稅主要針對水、森林等自然資源的開采使用征收。污染稅是針對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以及噪聲等污染物的實際排放量或估算排放量而征收的稅。廢氣污染稅最為典型的是二氧化硫稅，根據排放量和排放標準收稅。廢水污染稅主要是根據估算的污染負荷征收，同時排放時必須達到一定標準，如果超標則需要污染者自行承擔費用，并處理其超標問題，直至達到排放標準。這里需要強調，為方便起見，水污染稅和水資源稅通常一并收取，但是二者分屬不同的環境稅種類。固體廢棄物稅不僅包括垃圾處理稅，而且還包括對廢舊輪胎、廢舊電池、一次性餐具和飲料容器等征收的稅。典型的噪音稅，通常根據飛機起降次數或者機場乘客數量與行李重量，向航空公司或乘客征收。除此之外，還有一類特殊的污染稅，主要針對農業生產中使用的氮磷化肥、牲畜糞便以及殺蟲劑等征收。交通稅針對車船等交通工具的保有和使用征收，主要參考其能耗標準與排放標準。

　　以“藍色紅利”為目標，具有激勵節能環保功能的稅收政策，主要包括稅收減免、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抵扣以及稅收返還等方式。

　　從國外的政策措施來看，購置用于“三廢”及噪聲處理的設備設施已經繳納了資源稅、污染稅，可以減免的稅種包括投資稅、固定資產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企業社會保險稅以及印花稅等。此外，購置的節能環保設備設施還能夠加速折舊，購買支出可以用于全額或者部分抵扣稅款。并且，某些環境稅還可以進行返還。例如德國規定，如果可以將太陽能能源并入電力網絡，則可以返還電稅。又如，對于像野營用車這樣一些不會經常使用的車輛，可以返還一定比例的機動車稅。再如，丹麥規定工廠使用氯消毒溶劑之后，如果該溶劑可以分解為非氯物質，就能夠返還氯消毒溶劑稅，如果對購置的玻璃容器回收利用，則能夠返還零售容器稅。通常，國外一些國家環境稅收還具有環保方面的專項用途。例如，水污染稅和廢物垃圾處理稅，就專門用于興建污水和固體廢物處理設施，或以特許經營的方式購買專業企業的環境服務。這種政府采購形式的支出，無疑也會對經濟形成一定的拉動作用。

　　我國環境稅改革思路

　　基于以上對環境稅發揮雙重紅利經濟效應機制的分析，以及對相關國際經驗的歸納總結，改革我國環境稅應從以下幾點入手。

　　第一，對改革我國環境稅的認識，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只是開征某種污染稅，而應從建設生態文明出發，從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高度，以實現節能減排為核心，統籌謀劃系統性的稅制改革。

　　第二，堅持有退有進的原則，進行稅制的結構性調整，循序漸進，逐步提高環境稅的稅率及其在總稅收之中的占比，力求實現雙重紅利的經濟效應。

　　第三，結合地方的資源稟賦與經濟發展特點，以及國家的產業布局規劃與區域發展戰略，采取差異化的環境稅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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